在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林立的高楼环绕着一栋坐北朝南的瓦房。最东侧房间内，一块刻着“满洲特科活动遗址”的灰色牌匾高高悬挂，吸引着人们穿越历史，去聆听那股白山黑水间暗暗涌起的风雷。
来，带着重要使命
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物产，成为国际战略重地。为做好东北地区工作，八七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组建中共满洲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出于及时、准确掌握当地情况的需要，满洲特科诞生了。
旧时沈阳街头
据记载，满洲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保卫党的机关以及掩护、营救同志。依照中央特科的模式，满洲特科在组织机构上也分设四科，即总务科，负责租房子、设立机关等；情报科，负责搜集东北军政机关和日本方面的政治军事情报；行动科，负责铲除叛徒、营救同志；电讯科，负责报务工作。但由于满洲特科人员较少，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一人多能，每个成员都有数个称呼和身份。
自成立以来，满洲特科先后完成多项重要任务：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内白色恐怖弥漫，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中央领导几经权衡，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由满洲特科负责参会代表的接待和护送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40多名同志安全抵达。
中共六大旧址
7月，刘少奇秘密来沈，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为便于掩护和保卫党的机关，满洲特科积极协助他住进了当时的东北陆军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学员宿舍，以海军司令部副官的身份活动，从而保证其工作顺利开展。
在情报工作方面，满洲特科亦可谓功勋卓著。1930年，蒋介石与各路军阀进行“中原大战”时，满洲特科注意搜集东北军方面的情报，并对战后局势作出判断。特别是在东北军入关作战之前，满洲特科从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密电处得到可靠消息，详细了解了东北军出兵的目的、条件以及军事部署。结合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电报和人员往来等信息，他们得出结论，“此次东北出兵，表面上虽然帮蒋介石，但绝非彻底地讨伐阎锡山、冯玉祥。这是因为张学良要留下阎、冯二人，以制约蒋介石”“今后的局面，仍然是军阀割据”。
去，不负革命嘱托
到了1931年4月，满洲特科的同志们敏锐地发现，驻扎在沈阳的日军频繁演习，不仅大肆加埋标志、遍树太阳旗，所用的枪炮也都是真枪实弹。此外，日军还将大批军用物资和两门大炮运抵沈阳。
侵占东北的日军
8月，满洲特科在南满铁路车站等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看；周围又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还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看起来日本人要动手了。”
形势紧迫，满洲特科立即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并继续侦探敌情。在日本人活动最集中的大连，他们专门派人打入日本特务荒木与吉平佐卫门集团中，侦察日军侵华的动向和活动情况。这些情报，为党中央和满洲省委把握日本的侵略动向、制定相应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为了提醒东北当局，他们还经组织批准，于9月初给时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打了报告，但令人痛惜的是，并未引起重视。紧接着，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夜，敌人轰击东北军北大营，用的正是上文提到的两门大炮。
九一八事变中被炸坏的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
9月19日下午，《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贴在沈阳各处，史称“9·19宣言”。该宣言明确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行为，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提出只有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号召东北军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发动游击战争。
这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抗战第一个完整的宣言。曾经有说法称，满洲省委只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了这篇内容翔实的战斗宣言。但实际上，满洲特科的情报让党中央早早就洞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提前做好了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这篇宣言能如此“恰好”地出现，与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布告在大街小巷争鸣。
“9·19宣言”
在“9·19宣言”以及之后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了。满洲省委武装工农群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的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抗日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至此，满洲特科的活动基本结束，部分特科人员打入伪满政权，为苏军情报部门工作。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性质特殊，当年在满洲特科工作的很多人连真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有那么一群机智勇敢、怀抱信仰的人，在隐蔽战线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转自保密观
